对于权利与利益是否应当区分，有学者指出，在侵权法上，权利与利益应予区分保护。
行政机关在确定活动方式时，应基于并行禁止原则在两种行为方式之间作出选择。在这样的制度设置下，即便当事人仅针对行政机关某个过程阶段起诉，法院亦应对行政协议整体上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因为行政机关违法行为可能存在于其他过程阶段之中。
如果说在《行政协议解释》颁布之前，司法实践中将行政协议视同民事合同的做法，使得行政协议可以逃逸于公法规制之外、得以遁入私法的话。然而，从《行政协议解释》中的具体规定来看，在更大程度上采用的却是单方行为优先方式。在此基础上，各方的意思表示应相互依存，均以对方的配合与意思表示为基础。[42]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28-229 页。[54] 耿宝建、殷勤：《行政协议的判定与协议类行政案件的审理理念》，载《法律适用》2018 第 17 期，第 135 页。
更何况，行政协议有一个磋商、签订、履行、变更、解除、终止的发展过程。[30]参见江必新：《中国行政合同法律制度：体系、内容及其构建》，载《中外法学》2012 年第 6 期，第 1165-1166 页、第1171页。《人民日报》注意刊发旨在树立宪法权威的报道和评论。
再往前追溯，十三届四中全会结束后（1989年6月25日起）至十六大召开前的十三年多，发文137篇。[68] 参见陈辉：《人民法院依宪法说理的基本属性与适用范围》，载《行政法学研究》2023年第1期，第119-130页。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2022-12-20（01）]。[58]从《人民日报》的刊文来看，宪法宣传教育的主体包括各级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他们或借助于记者报道，或直接发表评论特别是理论文章来言说宣教。
[30] 前引杨立民的研究，也是只检索标题中含有律师的《人民日报》文章。另一篇《接受报纸批评 吸取违宪教训 长葛县普法联系实际注重实效》[1987-04-28（04）]说：去年８月，报纸批评了长葛县委个别领导人以权代法，擅自改组县人民法院领导班子，严重违反宪法的事件后，在县委和全县干部中引起强烈震动。
现行宪法已届不惑之年，此时考察40年来《人民日报》的宪法宣传教育实践，是一件有趣和有益的工作。参见褚宸舸：《宪政与民主的表达（1940—1947）——基于数据库统计的中国宪法思想史研究》，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89页。[4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宪法至上、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例如，面对宪法修改比较频繁，是否不利于宪法权威的问题，刊发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副主任张春生同志文章《从宪法修改看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2004-04-01（09）]，该文有力地指出，四次修宪都是具体制度和政策的调整，没有影响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稳定，这些修改有助于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
消息是最传统的新闻体裁，如实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等要素，篇幅较长的如《李鹏主持召开修改宪法征求意见座谈会 听取法律界经济界专家学者修宪意见》[1999-02-02（01）]，篇幅简短的如《香港将举办系列活动推广宪法及基本法》[2020-04-05（20）]。文件（例如宪法全文、党中央修宪建议、审议报告）。[58] 参见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写得离谱了，会使法律变成儿戏。
[46] 参见蒋清华：《宪治：法治中国的话语更新》，载田飞龙主编：《北航法学》2016年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157页。第一，关于新闻性与常态化。
特别是其中违宪56篇，只有2篇是对国内违宪事件报道，都刊发在1980年代。[65]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2017年5月17日。
共有8个年份是3月发文最多，其中5个修宪之年。我们还对发文数量在月份上的特征作了统计，具体情况及其成因分析集中在下一小节论述。[13]王德志教授等学者爬梳了民国时期的国统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各自的人权教育实践。[39]对比可见，标题含司宪或督宪的文章尚未出现。秦川当日致信作自我批评。我们发现3篇文学作品，均为诗词：田间《致伟大公民——读新宪法》[1982-12-06（08）]，高士其《宪法颂》[1983-01-03（08）]。
[19]也有量化研究，以及基于量化的综合性研究，具体又有多种不同的技术策略，例如，简单量化分析（如百分比、数量-时间趋势），[20]主题类型化分析[21]、词频分析[22]、语义网络分析[23]，等。2.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宪法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宪法重要性作出系列深刻论述，宪法议题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地位显要，中央重要文件对宪法议题作出密集部署。
[54]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出违宪的认定也并非常态。报纸首先是新闻媒体，同时也肩负大众教育职能，教育就该常态化，诚如付子堂教授所言，普法绝不仅限于在特定时间开展，它应成为一种常态，普法是常规性活动而非运动。
我国有关方面正式使用宪制的最早报道是《澳门立法会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其很长的副标题中说：澳门中联办负责人指出，……认真履行基本法赋予的宪制责任[2009-02-26（04）]。第一，新闻报道又分多种体裁样式，《人民日报》的宪法标题文章也运用了消息、通讯、专访、特写等主要体裁。
既要掌握好怎样讲才对，不因害怕出错而缺乏刊文动力、疏于宣教。[21] 例如，高晓林、骆良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建话语的守正与发展——以〈人民日报〉七一社论（1950—2021）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9-18页。对上述数据稍作说明：其一，宪法制定方面的文章，绝大多数是讲国外事件，反映了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政局不稳甚至动荡。范进学、张玲玲：《论我国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阐释与宪法解释》，载《浙江学刊》2022年第3期，第65页。
相应的，例如《人民日报》2012年及之后刊发涉及浙江温岭最牛钉子户的报道和评论共5篇，均未提及宪法，而是讲述行政机关如何依法合理寻求利益平衡点，并阐发温情执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化解矛盾等道理。[29]我国有句俗话：看书先看皮，看报先看题。
3.宣教者早在1919年，被誉为我国新闻学界最初开山祖的徐宝璜在专著中指出，报纸为了达到其创造舆论的职能，需采取发表专家或要人的采访谈话，发表社论等方法。[50]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无讼等网站，未查到该案的判决书，故不能完全确定当时法院是否直接引用宪法条款作为判决依据。
[10] 参见彭辉、史建三：《领导干部宪法意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上海市805个领导干部调查样本数据》，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96-102页。[70] 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针对整个普法工作首次提出坚持集中宣传教育与经常宣传教育相结合，重在常态化、制度化。
[55] 参见郑磊：《译者序：慎言违宪》，载[美]迈克尔·J.佩里：《慎言违宪》，郑磊、石肖雪等译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序第13-14页。中国已于1954年完成制宪，《人民日报》刊发的宪法制定方面的文章主要涉及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政治势力企图非法组织公投制宪，以及讲述新中国制宪史。宪法宣教内容的上述变化，反映了我国社会对宪法实施机制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按该书收录文稿，从2012年12月到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一共在5个场合讲到宪法宣传教育问题（详见第14、126、127、205、232页）。
[14]（4）通过学科交叉来寻求宪法教育的有效途径。[4] 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14页。第三，图片报道是以摄影或者图画为主体，配注简要文字说明的新闻形式。
现行宪法颁行二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宪法助她讨回公道》[2002-12-04（12）]记述1986年一起社员代表大会拖欠社员土地安置费纠纷案件，法院依照宪法、民法通则、妇女权益保障法和该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判决被告返还拖欠的安置费，相关法官表示：虽然部门法中找不到与此案直接相关的具体条文，但依照宪法有关规定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的职责所在。5.慎言违宪的中外法治共识《人民日报》在宪法监督方面刊文68篇，讲我国的只有12篇。
